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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人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?

时间:2012-10-24 22:32:48 点击:2444

哪些人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?

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(梁伟驰制图)

中国的外交宣传主打“感情牌”

媒体上能够出现的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可不是随意称呼的,这是中国特定的一种外交用语。纵观历史,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有官方的和私人的两种,有媒体曾在去年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《人民日报》,发现有601人曾被称为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,中国人民可谓老友遍天下。

与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相对应的另一种我们常见的外交用语是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”,再对1949年至今的《人民日报》进行检索,发现有140多篇文章里出现了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”这样的话语。

中国的外交政策(主要指外交宣传)是羞于谈利益,善于并且主打“感情牌”,这一点上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的,所以出现这样“另类”的外交用语,也不算很神奇。…[详细]

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可以分为四代

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,和195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,绝对不是一个概念,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
虽然都被称为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可以分为“四代”,他们之间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。

一代老友,是那些在20世纪的上半段,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投身中国革命,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、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。从思想上看,他们大多倾向左翼(左翼是当时的进步思潮),同情工人、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。他们的职业以记者、医生为主,其中的很多人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:斯诺、史沫特莱、白求恩……。

二代老友,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登场。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,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,与中国保持“盟友”关系的政治家们。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,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一批来自盟友国家或政党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“老朋友”,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,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。

三代老友出现的标志,则是1972年的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,他们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人们,尤其是为中日、中美、中英、中法、中德关系的正常化作出贡献的人们。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“衣冠楚楚”——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,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,能够为“友谊”发挥更大作用的不是记者和医生,而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,比如基辛格、田中角荣。

四代老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,他们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,登上国际舞台。他们是最“杂”,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。他们中的一些人,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;另一些人,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。最著名的四代老友是萨马兰奇。他曾说:“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,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‘中国人民的好朋友’。”

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态度呈多样化

记者斯诺是相当著名的“中国老友”

站在鸡蛋一边的老友

以代际划分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之后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这是一个极其丰富、复杂的群体,很难给他们安上统一的描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的一代老友,是最“纯正”的老朋友。

当他们来到中国时,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支相当弱小的力量,国民党才是执政党,日本人正侵略中国。可以说,在那时,并不是共产党选择了他们,而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。

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它不是简单的“站队”、“押宝”,也不是怀有单纯的人道主义便可做到——要知道,当时抵达共产党根据地的记者、医生及其他外国人,都是历经艰险,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。他们所做的,是打破新闻封锁,去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,去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、敌人的力量。

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,是站在“鸡蛋”一边的人。后来,世事变化,时过境迁,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。

老朋友也有批评中国的时候

被列入老友名单的人,并不等于是现存秩序的“死忠”、“脑残粉”,更不等于被利益收买的人,也多半不是什么投机主义者。事实上,相当多的老友(大多是第一代老友)都曾公开批评过政府,有的直接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反感个人崇拜,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怀念计划经济时代,有的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……

就拿最著名的老友、曾经在国庆节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埃德加·斯诺来说,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·托马斯这样评价他:“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,但是,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,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、人道主义、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。”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,斯诺一直注意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。

当然,中国待老友不薄

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,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。

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。即使是导演伊文思、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,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,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、吃饭。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,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。

一般来说,领导人在任期内和退休后的生活落差很大。而作为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来自北京的友谊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。

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去世时,《人民日报》曾经用整个头版进行专门的报道和纪念;中国曾经以很高的规格邀请已经下台的尼克松到中国访问;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待日本政治家西园寺公一,祝贺他的八十寿辰……

穆巴拉克式的人物只是“老友”中的少部分

一部分“老朋友”受到诟病

去年春天,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相继被赶下台。一个段子开始在网上流行:“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:大熊猫、金丝猴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”。

作为政客,“老朋友”中的“老”字已然带有讽刺意味——尤其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,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在人们的理解中往往等同于卡扎菲、穆巴拉克等独裁者。

穆巴拉克的确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他曾被《人民日报》十度以老友相称。他与中国人民的“友谊”来源于他的对华友好态度,所以,他大约可以被纳入“三代好友”的行列之中。穆巴拉克本人曾经十余次访华,先后会见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,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

不过,能够以埃及领导人的身份与多代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,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——可见他霸占权力的时间有多么长。结果,他在短短18天的时间里就被抗议的民众赶下了台。

比穆巴拉克下场更悲惨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,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,这位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上校从未以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。理由很简单:卡扎菲在任期间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,他更像是“台湾人民的老朋友”。1971年,卡扎菲宣布承认新中国后,却告诉台湾当局:“中华民国大使馆”不必撤离。也就是说,他在事实上实施了“两个中国”政策。直到1978年8月,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。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“眉来眼去”的暧昧关系。

对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的整体污名化应该得到纠正

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的名单里,有些人的名字确实很不光彩,如波尔布特(柬埔寨)、齐奥塞斯库(罗马尼亚)、蒙博托(刚果)、穆巴拉克(埃及)等,这些人历史都将给出或迟早给出正确的评价。同时,我们也应该注意到,这些“老朋友”只占少数。

实际上,位居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榜单前列的,有各种各样的人物:记者、作家、政客、商人、科学家、电影导演……看过这张榜单你就会知道,穆巴拉克这样的专制国家领导人只不过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中为数很少的“非主流”。

作者:不详 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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